“那时候我们国家粮食短缺，国家把发展农业、增产粮食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。
北京市率先组织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，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，在天津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，大家都‘坐不住’了，争着抢着要去参加垦荒。我是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孩子，旧社会我吃不饱、穿不暖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家里有了土地，生活才有了保障，因此始终对党、对国家怀着满满的感恩，
总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做点什么，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。
”
年过八旬的杜俊起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依然激动。
1955年是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三年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，国家与人民对粮食的需求量日益增大。为了实现党中央制定的“一五”垦荒计划，同年，
来自五省市的2602名垦荒队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在团中央的组织下，竖起了新中国第一面青年志愿垦荒大旗，
以“团结、忍受、学习、斗争”的顽强意志，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垦荒历程。不到一个月，天津就有一万多名青年报了名，最终经过选拔，共有272名青年入选天津市志愿垦荒队，杜俊起便是其中之一。这272人分为两批来到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，开始了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。
20世纪50年代，北大荒自然环境十分恶劣。按杜俊起的话说，当时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旷野，处处是沼泽地，见不到人，看不到房子，更没有路，完全如那句话描述的一样：
“三十里路对面炕，六十里路是邻居。”
杜俊起回忆说，北大荒的冬天出奇的冷，最冷的时候零下40多摄氏度。晚上睡觉，棉衣棉裤都不能脱，还得戴着狗皮帽子，穿着棉鞋，蒙着棉被。由于蒙头睡觉，被窝里的哈气让棉被结上了冰霜，有的队员耳朵冻起了大水泡，还有的冻伤了手和脚。到了春夏，蚊蝇轮番进攻，像“疯了”一样扑向垦荒队员。
垦荒队员凭着顽强的意志，打出了井，盖起了房，开出了地，种出了粮。垦荒队员中98%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，他们中除个别因伤病或工作调动离开农场，基本全部留在了这片黑土地，
实现了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的壮举。
1970年的1月，史文学出生在北大荒。小时候，他总感觉这里的天气特别冷，出去玩一会儿耳朵和鼻子尖就冻白了。
这里也特别荒凉，出
了门旁边就是大草甸，
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，这里的土地特别肥沃。不上学的时候，史文学会跟着父亲去地里干农活，听父亲讲垦荒队的故事。耳濡目染，史文学逐渐对“地里”的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其中他的最爱是农用机车。“小时候经常跟着家里大人去开拖拉机、收割机，觉得特别稀奇。”史文学说。
1989年，高中毕业的史文学继承了父业，留在鹤岗市萝北县共青农场工作，成为一名
“二代垦荒队员”。
除了常规的农业生产工作，他还承担着农机具的维修保养工作。1993年，农场开始实施土地承包制，史文学成了管理区内第一个带头承包耕地的人。当时，由于农机设备落后，粮食产量不理想，史文学先后购买了新型农机具为农业生产助力，
他还外出学习种植新方式、带头兴办合作社以拓宽销售渠道，
为提高农场粮食产量和效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“如今种的还是这片地，但感觉不一样了。
科技发达了，种地也需要技术和文化，所以一定要不断地学习。我们的上一辈人吃了不少苦才打下了一片天地，他们开垦出的土地，交到我们手里，我们一定不能让这片土地荒废。现在的这份事业我已经干了大半辈子，就是为了能不辜负老一辈人的希望，把咱这片黑土地保护好、种好，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史文学说。
史文学正式接过父辈事业的那一年，赵强出生了。赵强的姥姥、姥爷是垦荒队员，父母也都是共青农场的职工，他称自己是
“第三代垦荒队员”。
儿时，赵强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大粮仓，周围的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每天都奔波在田间地头。后来，萝北县共青农场建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，
他才系统地了解了“北大荒”和“垦荒队”，明白了“垦荒精神”。
大学毕业后，赵强毅然回到农场，成为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员，负责纪念馆内软硬件的日常管理、维护以及讲解工作。“我想的是，老一辈的事业得有人继承，北大荒的故事得有人讲述。现在这里的条件、技术都比当年垦荒的时候好多了，
我作为青年，要继承好垦荒精神，多学习一些农业和农机的知识，把老一辈开垦出来的土地充分利用好，守好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。”
共青农场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奚丽丽介绍，如赵强一般在共青农场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很多，
大概占共青农场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“青年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，尤其现在信息和其他各类技术迅速发展，
青年工作者能给农场带来更多活力和更多的可能性，
是我们的中坚力量。”奚丽丽说，垦荒精神在共青农场代代传递，根植在每一位青年工作者的心中。这种拼搏的劲头，自垦荒队来到北大荒进行建设直到现在，都从未改变。
